儿科门诊密集关停,让儿科医生价值回归！

2017年入冬之后，一场来势汹汹的流感几乎横扫全国，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，这是自2009年以来流感流行最为严重的一次。

儿童作为易感人群，各地儿科门诊更是人满为患，北京、河北、陕西、浙江、天津等多地儿童医院门诊病人数量突破历史新高。为此，原国家卫计委专门下文，提出元旦春节“两节”期间，儿科门急诊不得出现停诊和拒诊情况。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江苏连云港、天津、上海却接连有医院宣布儿科停诊。

多家医院儿科关闭医生荒重度来袭大城市缺口惊人

2018年1月7日，天津海河医院发布通知：“因我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，目前均已病倒，自今日起儿科不得不停诊。”

在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协调下，天津儿童医院专家前往支援，自2018年1月11日恢复正常开诊。

2018年1月27日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公告：“因儿科医护人员持续超负荷工作，已有多名医生病倒。为缓解儿童就诊压力，集中力量保障通灌院区儿科门诊开设，即日起暂停新海院区儿科门诊和输液。”到节目播出前为止该院新海院区儿科门诊一直没有复诊。

流感高峰期的数据显示，上海市级儿科专科医院和优势医院门急诊总量为25.37万人次，相当于每天近2万孩子在看病。但在这样的就诊压力之下，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天佑医院于2018年1月1日暂停儿科门诊，但并未说明停诊原因。

记者两年后再访北京儿科医生现状压力依旧

根据2016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、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联合发布的《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》数据显示：根据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要达到0.69名的目标，我国儿科医生数量2016年的缺口为86042名。而发布这一数据的2016年，正是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时，央视财经频道《经济半小时》栏目当年也就儿科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进行了专题报道。

2016年3月29日播出的节目中，记者走访了北京儿童医院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及清华大学玉泉医院这三家医院。其中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是二级甲等医院，儿科只有三名医生，但每天门诊量都在一百多人次。而医生的紧缺状况在三甲医院更为严峻。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儿科大厅，每天儿科就诊量达到了八九百人次，而急诊的医生总共只有七位。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儿童专科医院之一，北京儿童医院更是天天都上演着春运式的拥挤。在最高峰时期，门急诊量曾经达到14000多人次，不到二十名医生，承担了每天平均近千人次的急诊量。医生的数量捉襟见肘，院长倪鑫尽管要负责整个医院的行政工作，但他每周仍然得坐诊两次，坚持为疑难重症患儿手术。

那么儿科医生为啥缺口大？

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：在所有科室里，只有儿科，这个学科它的待遇太少了，用药也少，耗材基本没有，大型的检查，比如说心脏，能放支架，儿童没有。所以说这个群体，收入就低。那么他在医院里边在运营过程当中它产生的收益低，那么这个群体里的大夫，待遇就低。

儿童用药剂量少，按照疗程，10个至15个孩子的用药量，才相当于1个成人的用药量。因此在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看来，在我国以药养医的体制下，儿科成了收入最低的科室之一，也造成了儿科日益沦落为医院的“边缘科室”。

这期节目播出后一年，2017年4月8日，北京市开始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，彻底打破了原有以药养医的路径依赖。那么，这一改革推进一年之后，儿科医生的境遇是否有所改善呢？

在《经济半小时》准备制作这期专题节目时，也联系了2016年拍摄的这三家医院，希望能对二孩政策开放两年之后的儿科医生现状进行回访，但是做为三甲的北京儿童医院和二甲的清华大学玉泉医院都拒绝了《经济半小时》的采访需求。他们都表示，这两年来媒体对儿科医生紧缺的状况持续关注，虽经多方呼吁，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观，巨大的就诊压力让他们疲于应付，不愿再就这一话题接受媒体采访。唯一接受采访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则明确表示，破除以药养医是好事，但是对于儿科建设的后续投入没跟上，反而让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。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：现在零差价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我们药房也不可能取消，要不然病人就没人管，要去外面买药，另外我们还要药师要指导临床的服务，包括一定要指导一些临床，所以我们药师还挺大的一个队伍，现在等于是我们挣钱背着他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收入，所以还要场地，储存药物的这个，你都不能减少，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一下这一大块收入全没了，所以我们越多开药越赔钱。

姜玉武告诉记者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收入分配上也考虑到儿科的特殊性，对儿科有所倾斜。而且在北京市的这次改革当中，新设置了医事服务费，其对应的原来收费项目是药品加成、挂号费和诊疗费，设置这一新项目的目的是补偿医疗机构部分运行成本，体现的是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。姜玉武认可这一改革的方向，但是他觉得依然还不足以体现儿科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。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：我们曾经算过，我们抢救一个重病人是赔钱的，不是挣钱，我们一笔一笔算下来，整个定价体系就不合理，或者医保的支付就不合理，就没有考虑到儿科的特殊性。

儿科又被俗称为“哑科”，医生与患儿通常很难直接交流病情，成为工作中费时费劲的一环。不管是疑难杂症还是头痛脑热，诊断起来往往都比成年患者更为费时。

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一项从2014年开始的调查发现，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.68倍，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%。

北京市健宫医院副院长冯雪：对于儿科这一块，我们实际上收支是不平衡的，这个也是儿科的特点所决定的。因为儿科的患者相对来说的话就诊时间长，我们真正一个儿科医生，一天能够看到的病人，数量应该是远远小于，其他科室能够看到的患者的数量。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：公平地来看的话，应该说儿科的收费来讲，同样的一个项目，应该比成人至少高50%，我觉得才比较合理，你投入人力、物力不一样，像医保这样一些政策上，是不是有一些倾斜。

因为价格不合理，儿科收入低；加上风险高，压力大，儿科医生的岗位越来越缺乏吸引力。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：像我们以前的好几个医生，都是当年的我们全北医最好的，排名第一的学生，毕业来到我们儿科，现在这样的几乎没有，好几年都没有了。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尚且难以吸引最优秀的儿科人才，像健宫医院这样的二级医院，儿科医生的招聘就更是难上加难。这家医院2016到2017年医院的门诊量增加了56%，但医生数量却没有变过，两名多点执业的专家每周出诊一次，另外本院医生有3名，其中一名就是陈玉梅，她在十多年前就退休了，因为医院儿科招人难，被连续返聘到现在。

北京健宫医院儿科医生陈玉梅：我主要负责新生儿的工作，42天体检的工作，剩下的时间在门诊工作。

北京市健宫医院副院长冯雪：同等同级的医生的话，我们儿科医生的薪资待遇，在全院是最高的，目前来说的话，在所有的医生的招聘当中，我们儿科医生应该是最难的。

那么，现在北京市的儿科医生缺口到底有多大？下一步对缓解儿科医疗资源将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？记者就这些问题联系了北京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，但截至节目播出时为止，北京市卫计委仅向记者提供了文字回复：根据儿童增长情况，预估全市未来三年儿科医生缺口约1600人。

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，具体措施包括每年培训100名基层具有儿科诊疗能力的全科医生，到2020年每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儿童基本医疗服务；到2020年，努力实现每个区妇幼保健院均建立新生儿科及儿科门急诊和病房，配齐妇幼保健院公共卫生人员；加强财政政策支持引导，支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放儿科病房。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，推动部分市区医院改造儿科门诊和病房等。

时隔两年，《经济半小时》栏目再度关注儿科医生缺口的问题，首先让人欣慰的是，在这两年间，新一轮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破除了“以药养医”，这不仅是对患者的减负，同时也是对儿科医生的一种保护。但，改革终须下猛力，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，眼下依旧难以得到有效缓解。

习近平同志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：坚持健康优先，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，加强儿科建设。

我们知道，要缓解“儿科医生荒”，让儿科医生队伍得到有效扩大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。但只有从眼下就做起，具体去解决儿科医生待遇低等现实问题，才有可能打赢这样的硬仗，才有可能挽回儿科诊室后继无人的颓势。

让儿科医生价值回归！